卡利亚里和尤文图斯关系如何

略論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達的“合理路徑”

發布時間:2016-11-29 | 來源:本站 | 作者:原創 | 瀏覽數:18376 次

 

 

 

        略論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達的“合理路徑”

—— 立足于“一帶一路”戰略新視野

 (作者:民一庭 胡江 雷彩霞)

論文提要:

隨著內地與港澳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三地的經濟生活聯系日益緊密,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涉港澳民間借貸、買賣合同、婚姻、繼承等民商事方面的糾紛。解決這些糾紛必然涉及內地與港澳的司法協助問題,包括文書的送達、調查取證、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等。在當前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審判中,訴訟程序進展緩慢、案件久拖不決、當事人權利義務長期處于一種未定狀態,其原因在于區際送達程序復雜,時間過長,且送達成功率偏低。送達難是司法實踐中客觀存在的一個現實問題,它是進一步提高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辦案效率的難點和關鍵之所在。筆者以惠州市法院涉港澳民商事審判及送達情況為樣本,希望結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實施的《關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等法律法規,深入分析涉港澳區際送達制度的現狀、存在問題、原因,就完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達制度提出一些解題的思路,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全文共6301字。

 

關鍵詞:一帶一路;港澳;司法協助;區際送達

 

 

 

一、直面現狀:送達難,咫尺天涯

(一)以惠州市法院涉港澳民商事審判為樣本進行分析

惠州市兩級法院從2012年開始審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據司法統計數據, 惠州市兩級法院從2012年至2016年(2016年數據統計到11月18日),共受理一審涉外民商事案件2725件(其中涉港澳2271件,占83.34%),結案2452件(其中涉港澳2023件,占82.5%)。惠州市中院受理二審涉外民商事案件417件(其中涉港澳324件,占77.7%),結案343件(其中涉港澳275件,占80.17%)。由此可見,惠州地區涉外、涉港澳臺民商事案件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在整體中舉足輕重。

惠州市兩級法院2012年至2016年11月18日受理一審涉港澳民商事案件數量圖

惠州市中院2012年至2016年11月18日受理二審涉外民商事案件數量圖

     涉港澳案件在涉外案件中所占比例較大,以2015年惠州兩級法院受理一審涉外民商事案件為例,共受理626件,其中涉港526件,涉澳9件,涉臺63件,涉外28件;共結案571件,其中涉港478件,涉澳9件,涉臺55件,涉外29件。

惠州市兩級法院2015年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分析圖

惠州市兩級法院2015年審結涉外民商事案件分析圖

(二)以惠州市法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情況為樣本進行分析

1、主要方式。目前,惠州兩級法院受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較多,任務重,時間長,主要采取以下四種方式進行送達:(1)直接采取郵寄送達境外當事人本人;(2)向其在內地的代表機構或有權接受送達的分支機構、業務代辦人送達;(3)向當事人委托的內地訴訟代理人或代收人送達,必要時再由該訴訟代理人轉遞當事人;(4)郵寄送達,只要郵件被退回,特別是郵件上有“地址不詳”、“該地址查無此人”等批注時,即采用公告送達方式。郵寄送達的比例高達70%,郵寄送達又有約30%未能送達成功,轉而進行公告送達。另外,由于法院向港澳當事人送達法律文書的司法協助、委托送達安排程序較為復雜,渠道不暢,極少采用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委托送達安排方式。下面是惠州市中院2014年和2015年二審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訴訟文書送達工作的數據統計                        

 

年度

送達文書總數

(件)

郵寄送達

數量及比例

公告送達

數量及比例

代為送達數量及比例

委托送達數量及比例

2014年

1160

812

(70%)

244

(21%)

65

(5.6%)

39

(3.4%)

2015年

1260

859(68.2%)

237(18.8%)

113

(9%)

51

(4%)

 

 

 

 

 

 

 

2、主要特點。我國區際司法協助與其他非單一制國家的區際司法協助在基礎上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協助,而非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協助。因而,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其自身的特殊性:(1)涉港澳送達是單一制國家之下的特殊區際司法協助。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司法協助是一國內不同區域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兩地之間的司法協助體現的是維護國家統一,促進三地經濟共同發展的對內政策,三地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實施區際司法協助的具體規定與操作程序應該要比國際司法協助更加靈活。(2)涉港澳送達是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區際司法協助。目前,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港澳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就導致了內地與港澳地區在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上的差別,而法律又與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密切相關,所以,內地與港澳地區的法律在本質上就有所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的難度。

(三)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達的法律淵源

1、回歸前的法律依據。回歸前,對港澳地區的送達主要包括依照《海牙送達公約》、粵港送達協議,廣東高院于1986年與香港法院就相互委托代辦送達簽訂的《關于相互協助送達民、商事訴訟文書的初步協議》,其協議規定了七個方面的內容作為送達依據以及雙掛號郵寄送達、公告送達、通過當事人的訴訟代理人或其他人送達等方式進行送達[1]

2、回歸后的法律依據。回歸后,可分為兩個時期,1997年7月7日至1999年3月29日,香港回歸后之初,香港的主權被收回,原來香港基于英國治權可以與內地共同適用的《海牙司法文書送達公約》和《聯合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國際公約》等都不能繼續使用,在兩個《送達安排》實施之前,司法文書送達出現了“法律真空期”,兩地的司法協助陷于停頓狀態。澳門回歸之初,1999年12月20日至2001年9月14日,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1998年12月30日,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95條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協商達成的一致意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38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安排》(法釋[1999]9號),自1999年3月30日起施行。2001年8月7日,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93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門別行政區代表經協商,達成了《關于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查取證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186次會議通過該安排(法釋 [2001]26號),自2001年9月15日起在內地施行。上述兩個《安排》明確了三地的送達機關、委托送達文書的范圍、送達文書的要求、送達的執行及送達的依據等問題,填補了香港澳門回歸后兩地司法協助中關于區際送達制度的一項空白,屬于歷史的一大進步。但實踐證明兩個《安排》對三地跨境送達的助益有限,主要問題是費用高、周期長、成功率低。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補充了上述兩個《安排》的不足,規定了郵寄送達和公告送達并明確規定了公告期間和認定郵寄送達的效力問題。

為進一步解決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中存在的問題,2009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63次會議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并于2009年3月16日起施行,該司法解釋明確規定郵寄送達、公告送達、電子送達等效力問題。

  • 剖析成因:送達難,難在何處

    (一)存在問題

1、送達周期長。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的周期一般長達一、兩年之久,被告下落不明、住所地不確定,導致大量案件難以送達,特別是少數港澳臺當事人投機性或者欺詐性明顯,在商業交往中故意不提供詳細住所,或者在達到不法目的后突然出逃下落不明,導致大量的案件必須公告送達。省高院對于域外公告要先往上審批,得到審批同意后方可傳公告文書,審批完成后,涉港澳案件的公告期需要三個月,眾多原因作用下導致整個訴訟過程曠日持久,不利于爭議的解決。

2、程序繁瑣。根據《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安排》及《關于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查取證的安排》,內地與港澳方面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均須通過各高級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進行。由于中級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委托港澳法院送達司法文書,只能通過高級人民法院進行送達,委托手續繁瑣,環節多,耗時六個月不足為奇,而且也不一定能夠送達成功。

(二)原因分析

1、當事人難找。當事人及其訴訟參與人居住于港澳地區,因港澳地區的居民身份證無當事人的住址信息,有些當事人在商業交往中故意不提供詳細住所,導致司法文書的送達成功率低。根據香港法院出具的送達證明統計,目前香港法院對于內地委托送達的司法文書不能成功送達的主要原因一是內地法院提供送達的地址不詳;二是地址無誤,無人應答;三是地址無誤,但卻沒有受送達人。[2]另外,對于被告雙重身份的問題,即被告既有香港身份又沒有注銷大陸身份,存在是否能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送達方式進行送達的問題。

2、缺乏統一指導意見。兩個《送達安排》出臺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問題未見改善,最高人民法院自行出臺《關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其中第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向在內地沒有住所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或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達司法文書和調取證據的安排》送達。” 其中“可以”一詞用意明顯,實際上置兩個《送達安排》于可用可不用、可有可無的狀態,不利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由于當前最高院與港澳方面未在送達工作運行方面出臺統一指導意見,很多實際問題無法解決。

3、內部銜接松散。根據兩個《安排》的規定,內地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審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需要委托港澳地區法院送達司法文書時,必須通過高級人民法院進行轉遞,銜接相對松散,送達的情況往往難以進行跟蹤、把握,若送達不暢,出現相關問題,雙方也未能溝通,從而使得司法文書送達問題長時間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影響了審理案件的效率。

三、聚焦當前:送達難,能否破解

(一)破解“送達難”的必要性

送達是人民法院依法定方式,將訴訟文書或法律文書送交當事人或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一種訴訟行為。送達是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其作用不言而喻。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中,雖然當事人同在一個國家,但內地法院工作人員未能親赴港澳送達,增加了送達的難度。做好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送達工作,無論對于當事人,抑或對于案件審理的進程,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1、送達關系到當事人雙方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實現。如在訴訟初期,法院向被告送達原告的訴狀,通知被告開庭時間、舉證期限、訴訟須知等,為被告反駁原告主張,維護自身權利提供了機會。訴訟后期,法院向當事人送達裁判文書,告知其審理結果,為不服裁判的當事人提供了上訴機會。  

2、送達直接制約和影響著民事裁判的質量和效率。送達將各個環節(立案、開庭、答辯、判決、調解、上訴、執行等)串聯起來,進而推動整個訴訟進程。若在訴訟的任何一個程序中出現送達問題,必然會帶來整個訴訟程序的阻滯甚至中斷,嚴重則影響司法公正。

    (二)破解“送達難”的可行性

1、“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經濟高度相融。“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主動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一帶一路”戰略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和平發展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特別對于粵港澳經濟高度相融,具有催化劑的作用。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特別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主力軍。加強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司法協助,有了經濟上強有力的基礎。

2、“一帶一路”指引下法治事業的蓬勃發展。自1980年審理第一宗涉港澳商事糾紛案件以來,廣東涉港澳民商事審判已經走過了36個春秋。“一帶一路”戰略指引下,作為經濟關系保障和矯正機制的相關立法與司法協助制度在實踐的催逼之下日漸成形。目前,面對龐大的司法需求,中央對法治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從立法制度上看,內地與港澳相繼簽訂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 (CEPA) 及其系列補充協議。在司法協助制度上,內地與港澳之間分別就送達、取證、民商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簽訂了協議安排。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出臺《關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法發〔2015〕9 號),指出要積極回應“一帶一路”建設中外市場主體的司法關切和需求,大力加強涉外刑事、涉外民商事、海事海商、國際商事海事仲裁司法審查和涉自貿區相關案件的審判工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因此,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探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送達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四、探究路徑:送達難,路在何方

路徑一:立足大局,積極探索促送達。人民法院要深入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關于“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大決策,深刻認識自身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肩負的重要職責,以更好的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廣東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廣東與港澳地區的往來最為密切,涉及到的案件送達也最多,在廣東法院可采用試點的方法,進行積極探索,總結具有廣東特色的經驗,并進行復制、推廣,逐步向內陸輻射。

路徑二:加強溝通,共同協商助送達。目前,內地與港澳臺司法高層交流日益機制化、經常化,互訪不斷。在周強院長就任不久,港澳終審法院兩位司法首長均率團來訪,最高法院與臺司法主管機構在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司法交流框架下各組 3團互訪。[3]盡管內地與港澳之間的司法交流日益增多,但目前尚未建立長效溝通聯系機制。歸根結底,涉港澳送達存在諸多問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缺少一個強有力的協調機構。內地與港澳既然已在兩個《安排》中對區際送達問題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就應當將這一原則性規定具體化,制定更為詳細的規則。相信通過內地與港澳的共同努力,可減少各方民事送達法律沖突。

路徑三:簡化程序,調動能動性多送達。為進一步簡化司法委托送達的程序,避免在上下級法院之間的轉遞環節造成不必要的延誤,筆者建議,可由省高級人民法院授權市中級人民法院與港澳法院對接,以減少中間文書流轉的環節。至于如何授權,授權后中級人民法院與港澳地區法院如何銜接,需要雙方共同協商確定。另外,在送達上也可以充分調動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法院可以依當事人協商確定的送達方式進行送達,這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民事送達領域地充分體現,香港也允許當事人協議送達的方式。筆者認為,可在立法中規定,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訴訟文書的送達方式和送達地點;拒不選擇的,由法院依照法定方式進行送達。

路徑四:多管齊下,千方百計巧送達。據目前情況,在涉港澳民商事審判中,鑒于簡便快捷的優勢,應以郵寄送達、公告送達為主,以代為送達、司法協助委托送達為輔助。我國是《海牙送達公約》的締約國,在參加該公約時,我國對郵寄送達提出了保留。為充分發揮郵寄送達的作用,筆者建議撤回對《海牙送達公約》的保留。同時,內地法院在送達前要考慮案件的性質和當事人的實際情況,從便利法院審判、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降低訴訟成本等因素出發,在法律規定的眾多送達方式中選擇適當的方式。對于特殊案件可能難以送達成功的,可以多管齊下,運用多種方式進行送達,避免因一種方式無法送達才啟用另一種方式而浪費了時間。對于公告送達,是否需要窮盡一切送達方式才能使用呢?筆者認為,只要通過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能確定受送達人下落不明,即可采取公告送達,以進一步提高送達的效率。

路徑五:運用科技,不拘一格快送達。訴訟效率價值要求一種訴訟程序盡可能以較小的成本來完成,在送達上也應當盡可能的節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上的成本。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和國際互聯網業務的迅速發展,現代通信方式已不局限于傳統的郵件,通過電子郵件和傳真傳送信息日趨普遍,這使法院已具備通過國際互聯網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物質條件。筆者認為,電子郵件、傳真、短信等電子送達方式,可以作為傳統送達方式的有益補充或者輔助方法,法院可大膽采用這些現代通訊手段送達。但是,使用這些手段必須謹慎,送達的前提是受送達人明確聲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機短信、傳真或電子郵件等現代通訊方式送達訴訟文書,并指定相應的手機號、傳真號或電子郵箱的,法院只要確認已按聲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碼址發出了相關訴訟文書,可視為送達。

    五、結語

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達制度在不斷地完善并緩慢向前發展,從最早的《關于相互協助送達民、商事訴訟文書的初步協議》、兩個《安排》,再到《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關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的頒布與施行,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送達制度框架。筆者相信隨著經貿交流、人員往來的持續深化,以及“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貫徹落實,內地與港澳將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以務實的態度進一步推動司法互助,并不斷解決在實際送達中出現的問題,最終將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達上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合理之路”。



[1]熊毅軍:《涉港澳臺商事審判中的區際送達現狀》,載《人民法院報》2004年05月12日,第1頁。

[2]馮霞:《我國內地區際民商事送達制度的司法探索》,載《人民司法》2006年第8期,第80頁

[3]張先明:《司法協助突破萬件大關》,載《人民法院報》,2014 年1 月13 日第 001 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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